商震自从去年回到山西后。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的他就处于实际上的软禁状态。作为省主席的商震不仅无法过问省政府的任何事务，就连日常行动也受到限制。
这倒不是商震失去了自由，相反，除了离开太原，否则阎锡山根本就不理会他的行踪。只是阎锡山以保护商震安全为名，给商震派了一个连的宪兵，商震每次出行都是由一百多宪兵警卫前呼后拥，那场面比阎锡山这个山西王出行还要威风。
这还好说，只是商震因为无事可做，只好去拜访老友同僚，可是每到一处，护卫他的宪兵就会把对方的办公地点，甚至家里严密包围起来，闲杂人等一律禁止出入，给对方造成很大不便，心理负担更大。时间一久，大家一听商震来访，都避而不见。气得商震跑到宪兵司令张达三那里大闹一场后，就闭门不出。
宋哲武可不避讳，让叶青在街上拉住一个带着人日常巡逻的警长询问商震的住处，这个警长巡知道宋哲武的来头。不敢隐瞒，并主动安排一个巡警给宋哲武带路，自己则飞快地跑回警局报告。
商震的住处在山西省政府后的一条巷子里，住处虽然不大，可戒备却十分森严，在巷口既有晋绥军的宪兵守卫，住宅周围还有宪兵往来巡逻。虽然并不禁止百姓通行，可百姓们都不愿意惹事，除了住在巷子里的人，其他人都尽可能绕行，所以，商震的门前显得很冷清。
得到宪兵司令部通知的宪兵营长早早就跑到巷口迎接宋哲武，毕恭毕敬地把宋哲武领到商震的住宅前。
商震的住宅是由商震自己的那一个排的卫队守卫的，晋绥军宪兵营的人并不敢进去，毕竟商震还是山西省主席，晋绥军大将，而且也没有明确反对阎锡山。所以，这些人虽然名为保护，实为监视，可对商震都不敢胡来。
在宋哲武示意下，梁璧上前请商震的卫兵进去通报：“中华民国北路军副总司令、第四路军总指挥、太行行署主任宋哲武前来拜见商主席。”这些卫兵都认得宋哲武，有人急忙进去通报。
很快一个少尉跑了出来，来到宋哲武马前立正敬礼，神情很不自然地报告说：“报告将军，商主席有令，不见中华民国北路军副总司令、第四路军总指挥、太行行署主任。”说完转身就要回去。
“慢，你再去通报。就说宋哲武前来拜访商主席。”宋哲武喊住那个少尉。
在从河南回来前，梁璧在给宋哲武通报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复杂，只是报出“第四路军总指挥宋哲武”即可，可随着宋哲武官衔一涨再涨，第四路军队伍不断扩大，宋哲武本人在第四路军内外威望不断升高，箫国栋这个第四路军大管家，也可以说是宋哲武的大管家因此给第四路军制订了许多规章制度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在军内外推高并保证宋哲武的崇高地位，梁璧通报的宋哲武诸多官职就是按箫国栋的指示做的。
箫国栋的意思宋哲武是清楚的，第四路军是一支年轻的部队，历史很短，不像国内其他军队都出自旧军队，早就有森严的等级。第四路军除了宋哲武等几个早期军官还有后加入第四路军的桂系、西北军的军官士兵，其他人都是从农民、市民、学生成长起来的，就是向徐放等高级军官几年前也是跟现在的许多士兵一起训练，一起学习的，有些士兵甚至就是和他们一个营房摸爬滚打了几年，甚至是一个炕上滚出来的。所以第四路军的上下级之间很随和。
对于这一点，陶蓉、李文田、李思炽都很看不惯。也都私下跟箫国栋建议过，他们的建议箫国栋自然很重视，也因为很有必要。
虽然宋哲武还有些不习惯，可他也知道现在确实应该在这方面着手了，对箫国栋的做法宋哲武是从内心里是十分满意的。不过，在外面可以这么通报，就是在蒋介石、阎锡山那里也可以，可是在商震这就有些不好办了，毕竟商震在他宋哲武起步阶段曾经帮助过他，而且直到他就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前还是他名义上的上级，更何况又是现在这个敏感时期。
很快，少尉又跑回来，以更加恭敬的态度给宋哲武敬礼。“商主席说，他非常感谢宋将军能来看他！只是他抱病在床，实不能见客，还请将军海涵，商主席病好后，会亲自去看望将军。将军公务繁忙，请将军暂时回府。”
宋哲武此番大张旗鼓地来拜访商震，并不怕阎锡山不满猜忌。商震自奉南京调令来山西后，把三十二军交给他的他的同学李培基。清末时商震在关外组织民军，李培基就是商震的参谋长，民军解体后，李培基赴北京参与二次**，民国六年到山西再次投靠商震，从营长做起直到升任晋绥军第三军团第一军军长，一向是商震最信赖的人。
阎锡山为削商震兵权，在商震离开北平后，先是以响应南京裁军为由。把三十二军缩编为三十二师，接着又让李培基兼任察哈尔代理省主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阎锡山还是不放心，时隔不久，又把三十二师调回山西，任命李培基为绥远省主席，脱离了军职。在李培基去绥远后，又把三十二师肢解分散，把商震的最亲信部队黄光华的第九十四旅划归42师，意图在晋绥军中彻底铲除商震的势力。
阎锡山既然已经达到了目的，对于宋哲武拜访商震这只没牙的老虎，阎锡山自然是不会在意的。宋哲武如此做，其实就是想让阎锡山知道，他宋哲武做事光明磊落，并没有什么事要瞒着阎锡山。